第九十七章江東二張——張纮[hó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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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七章 江東二張——張纮[hóng]
張纮,字子綱,廣陵人,孫策、孫權謀士。
張纮,早年到洛陽求學,鉆研《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韓詩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左氏春秋》等古代典籍。回到家鄉後,被推薦為茂才,而張纮並沒有接受,此時張纮已經是聲名遐邇了。但是隨著局勢的日益混亂,張纮為了躲避戰亂而遷居江東,此時正值孫策招募隊伍,張纮便和同郡秦松一起投奔了孫策。《三國志·孫策傳》中更是提到:“彭城張昭、廣陵張纮、秦松、陳端等為謀主”。《三國志·陸績傳》雲:“孫策在吳,張昭、張纮、秦松為上賓,共論四海未泰,須當用武治而平之。”這說明張纮和張昭一樣,共同參與了孫策在江東一系列戰役的策劃工作,足見張纮在這個時期的地位。
《三國志·張纮傳》註引《吳書》中還提到:“纮與張昭並與參謀,常令一人居守,一人從征討。”後來孫吳的繼任者孫權對張纮也是非常尊重。同傳註引《江表傳》中說:“初,權於群臣多呼其字,惟呼張昭曰張公,纮曰東部,所以重二人也。”
張纮,為孫策政權確定了堪與《隆中對》媲美的國策,明確了孫吳政權的發展方向,《三國志·孫策傳》註引《吳歷》雲:初策在江都時,張纮有母喪。策數詣纮,咨以世務,曰:“方今漢祚中微,天下擾攘,英雄俊傑各擁眾營私,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。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,功業未遂,卒為黃祖所害。策雖暗稚,竊有微志,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,就舅氏於丹楊,收合流散,東據吳會,報讎雪恥,為朝廷外籓。君以為何如?”纮答曰:“既素空劣,方居衰绖之中,無以奉讚盛略。”策曰:“君高名播越,遠近懷歸。今日事計,決之於君,何得不紆慮啟告,副其高山之望?若微志得展,血讎得報,此乃君之勳力,策心所望也。”因涕泣橫流,顏色不變。纮見策忠壯內發,辭令慷慨,感其志言,乃答曰:“昔周道陵遲,齊、晉並興;王室已寧,諸侯貢職。今君紹先侯之軌,有驍武之名,若投丹楊,收兵吳會,則荊、揚可一,讎敵可報。據長江,奮威德,誅除群穢,匡輔漢室,功業侔於桓、文,豈徒外籓而已哉?方今世亂多難,若功成事立,當與同好俱南濟也。”策曰:“一與君同符合契,(同)有永固之分,今便行矣,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,策無覆回顧之憂。”這個發展國策,受到後世研究者的高度評價。
張纮完全同意孫策的既定策劃,而且進一步加以發揮,比孫策更加明顯,在表述中,孫策還不敢正面提到消滅袁術,全部攻占揚州,以及奪取劉表所據有的荊州。張纮則明確說“荊、揚可一”,即是在“收兵吳會”後,立即消滅袁術,並乘勝進攻劉表,奪取荊州。同時他還不滿意既定策劃的最後目標,僅在於建立一個割據性的地方政權,亦即孫策所說的“外籓”,而是“據長江”,攻滅異己。然後打著“匡輔漢室”的旗號,一匡天下。這個建議,有的屬於當前的,有的則是遠景,補充並發展了孫策的既定策劃。這是孫策政權建立和發展的藍圖。從此,張纮成為孫策政權的重要謀士之一。
張纮的建議簡單明了,既沒有《隆中對》中所謂“覆興漢室”的空洞口號,也沒有《隆中對》中那些遙遠而未必正確的戰略遠景,而是一針見血,為孫吳的發展指明了道路。由此可見張纮此人的遠見卓識。
張纮的第二個功勞,就是促成了曹魏和孫吳的暫時聯盟,為孫吳政權的建立和穩固贏得了寶貴的時間。《三國志·張纮傳》記載:建安四年,策遣纮奉章至許宮,留為侍禦史。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。曹公聞策薨,欲因喪伐吳。纮諫,以為乘人之喪,既非古義,若其不克,成讎棄好,不如因而厚之。曹公從其言,即表權為討虜將軍,領會稽太守。曹公欲令纮輔權內附,出纮為會稽東部都尉。
另外在《三國志·孫策傳》中還記載了一件事情:是時哀紹方強,而策並江東,曹公力未能逞,且欲撫之。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,又為子章取賁女,皆禮辟策弟權、翊,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。綜合這兩段資料,我們可以大膽猜測,張纮在出使許昌以後,促成了曹操與孫策的結親;而當孫策新亡,孫吳政權內憂外困的危局下,張纮憑借一己之力,不但成功說服曹操放棄了對孫吳進攻的企圖,而且進一步緩和了雙方的關系。也正因為如此,孫權在後來進行的內部穩定的戰爭中,曹操一直沒有進行幹涉,這從客觀上為孫權成功平定江東的叛亂、鞏固自己的地位獲得了寶貴的時間。
《三國志·張纮傳》註引《吳書》雲:權初承統,春秋方富,太夫人以方外多難,深懷憂勞,數有優令辭謝,付屬以輔助之義。纮輒拜箋答謝,思惟補察。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,與四方交結,常令纮與張昭草創撰作。纮以破虜有破走董卓,扶持漢室之勳;討逆平定江外,建立大業,宜有紀頌以昭公義。《三國志·張纮傳》雲:後權以纮為長史,從征合肥。權率輕騎將往突敵,纮諫曰:“夫兵者兇器,戰者危事也。今麾下恃盛壯之氣,忽強暴之虜,三軍之眾,莫不寒心,雖斬將搴旗,威震敵場,此乃偏將之任,非主將之宜也。原抑賁、育之勇,懷霸王之計。”權納纮言而止。既還,明年將覆出軍,纮又諫曰:“自古帝王受命之君,雖有皇靈佐於上,文德播於下,亦賴武功以昭其勳。然而貴於時動,乃後為威耳。今麾下值四百之厄,有扶危之功,宜且隱息師徒,廣開播殖,任賢使能,務崇寬惠,順天命以行誅,可不勞而定也。”於是遂止不行。從這兩段資料中可以看出,為了孫吳政權的穩固,張纮不但在幕後運籌帷幄,而且親臨前線獻計獻策。如此盡心盡力,難怪孫權會對張纮十分尊敬,同傳註引《江表傳》中說:“初,權於群臣多呼其字,惟呼張昭曰張公,纮曰東部,所以重二人也。”
張纮為孫吳政權立下的第四個功勞,是建議孫權建都秣陵。張纮認為秣陵“望氣者雲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,故掘斷連岡,改名秣陵。今處所具存,地有其氣,天之所命,宜為都邑。”後來劉備到訪東吳時,也認為應該把都城定在秣陵,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。孫權後來也實現了張纮的遺願——建都秣陵。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鑒》中也有記載:“初,張纮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”。拋開所謂的“地有其氣,天之所命”不談,一個國家的定都,本來就意義非凡。定都秣陵,符合“天子守國門”的原則,也表明孫吳發展、防禦的重點放在曹魏方向,是國家基本國策的一個表現形式。
張纮在還吳迎家的路上病故,臨終之時,曾經給孫權寫了一封信,在信中,張纮反覆告戒孫權“從善如登,從惡如崩”。信中的言語同諸葛亮的《出師表》有異曲同工之妙:自古有國有家者,鹹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,至於其治,多不馨香。非無忠臣賢佐,暗於治體也,由主不勝其情,弗能用耳。夫人情憚難而趨易,好同而惡異,與治道相反。傳曰‘從善如登,從惡如崩’,言善之難也。人君承奕世之基,據自然之勢,操八柄之威,甘易同之歡,無假取於人;而忠臣挾難進之術,吐逆耳之言,其不合也,不亦宜乎!(雖)則有釁,巧辯緣間,眩於小忠,戀於恩愛,賢愚雜錯,長幼失敘,其所由來,情亂之也。故明君悟之,求賢如饑渴,受諫而不厭,抑情損欲,以義割恩,上無偏謬之授,下無希冀之望。宜加三思,含垢藏疾,以成仁覆之大。
作為為孫吳政權草創、建立、鞏固立下汗馬功勞的兩朝元老,張纮沒有另外一名元老張昭的固執,動輒以顧命大臣自居,而是居功不自傲,“厚自挹損,不敢蒙寵,權不奪其志。每從容侍燕,微言密指,常有以規諷。”時時提醒孫權,語重心長,同時不忘君臣之禮,難怪孫權會“省書流涕”,傷心不已了,足顯一代名士風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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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纮,字子綱,廣陵人,孫策、孫權謀士。
張纮,早年到洛陽求學,鉆研《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韓詩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左氏春秋》等古代典籍。回到家鄉後,被推薦為茂才,而張纮並沒有接受,此時張纮已經是聲名遐邇了。但是隨著局勢的日益混亂,張纮為了躲避戰亂而遷居江東,此時正值孫策招募隊伍,張纮便和同郡秦松一起投奔了孫策。《三國志·孫策傳》中更是提到:“彭城張昭、廣陵張纮、秦松、陳端等為謀主”。《三國志·陸績傳》雲:“孫策在吳,張昭、張纮、秦松為上賓,共論四海未泰,須當用武治而平之。”這說明張纮和張昭一樣,共同參與了孫策在江東一系列戰役的策劃工作,足見張纮在這個時期的地位。
《三國志·張纮傳》註引《吳書》中還提到:“纮與張昭並與參謀,常令一人居守,一人從征討。”後來孫吳的繼任者孫權對張纮也是非常尊重。同傳註引《江表傳》中說:“初,權於群臣多呼其字,惟呼張昭曰張公,纮曰東部,所以重二人也。”
張纮,為孫策政權確定了堪與《隆中對》媲美的國策,明確了孫吳政權的發展方向,《三國志·孫策傳》註引《吳歷》雲:初策在江都時,張纮有母喪。策數詣纮,咨以世務,曰:“方今漢祚中微,天下擾攘,英雄俊傑各擁眾營私,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。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,功業未遂,卒為黃祖所害。策雖暗稚,竊有微志,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,就舅氏於丹楊,收合流散,東據吳會,報讎雪恥,為朝廷外籓。君以為何如?”纮答曰:“既素空劣,方居衰绖之中,無以奉讚盛略。”策曰:“君高名播越,遠近懷歸。今日事計,決之於君,何得不紆慮啟告,副其高山之望?若微志得展,血讎得報,此乃君之勳力,策心所望也。”因涕泣橫流,顏色不變。纮見策忠壯內發,辭令慷慨,感其志言,乃答曰:“昔周道陵遲,齊、晉並興;王室已寧,諸侯貢職。今君紹先侯之軌,有驍武之名,若投丹楊,收兵吳會,則荊、揚可一,讎敵可報。據長江,奮威德,誅除群穢,匡輔漢室,功業侔於桓、文,豈徒外籓而已哉?方今世亂多難,若功成事立,當與同好俱南濟也。”策曰:“一與君同符合契,(同)有永固之分,今便行矣,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,策無覆回顧之憂。”這個發展國策,受到後世研究者的高度評價。
張纮完全同意孫策的既定策劃,而且進一步加以發揮,比孫策更加明顯,在表述中,孫策還不敢正面提到消滅袁術,全部攻占揚州,以及奪取劉表所據有的荊州。張纮則明確說“荊、揚可一”,即是在“收兵吳會”後,立即消滅袁術,並乘勝進攻劉表,奪取荊州。同時他還不滿意既定策劃的最後目標,僅在於建立一個割據性的地方政權,亦即孫策所說的“外籓”,而是“據長江”,攻滅異己。然後打著“匡輔漢室”的旗號,一匡天下。這個建議,有的屬於當前的,有的則是遠景,補充並發展了孫策的既定策劃。這是孫策政權建立和發展的藍圖。從此,張纮成為孫策政權的重要謀士之一。
張纮的建議簡單明了,既沒有《隆中對》中所謂“覆興漢室”的空洞口號,也沒有《隆中對》中那些遙遠而未必正確的戰略遠景,而是一針見血,為孫吳的發展指明了道路。由此可見張纮此人的遠見卓識。
張纮的第二個功勞,就是促成了曹魏和孫吳的暫時聯盟,為孫吳政權的建立和穩固贏得了寶貴的時間。《三國志·張纮傳》記載:建安四年,策遣纮奉章至許宮,留為侍禦史。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。曹公聞策薨,欲因喪伐吳。纮諫,以為乘人之喪,既非古義,若其不克,成讎棄好,不如因而厚之。曹公從其言,即表權為討虜將軍,領會稽太守。曹公欲令纮輔權內附,出纮為會稽東部都尉。
另外在《三國志·孫策傳》中還記載了一件事情:是時哀紹方強,而策並江東,曹公力未能逞,且欲撫之。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,又為子章取賁女,皆禮辟策弟權、翊,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。綜合這兩段資料,我們可以大膽猜測,張纮在出使許昌以後,促成了曹操與孫策的結親;而當孫策新亡,孫吳政權內憂外困的危局下,張纮憑借一己之力,不但成功說服曹操放棄了對孫吳進攻的企圖,而且進一步緩和了雙方的關系。也正因為如此,孫權在後來進行的內部穩定的戰爭中,曹操一直沒有進行幹涉,這從客觀上為孫權成功平定江東的叛亂、鞏固自己的地位獲得了寶貴的時間。
《三國志·張纮傳》註引《吳書》雲:權初承統,春秋方富,太夫人以方外多難,深懷憂勞,數有優令辭謝,付屬以輔助之義。纮輒拜箋答謝,思惟補察。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,與四方交結,常令纮與張昭草創撰作。纮以破虜有破走董卓,扶持漢室之勳;討逆平定江外,建立大業,宜有紀頌以昭公義。《三國志·張纮傳》雲:後權以纮為長史,從征合肥。權率輕騎將往突敵,纮諫曰:“夫兵者兇器,戰者危事也。今麾下恃盛壯之氣,忽強暴之虜,三軍之眾,莫不寒心,雖斬將搴旗,威震敵場,此乃偏將之任,非主將之宜也。原抑賁、育之勇,懷霸王之計。”權納纮言而止。既還,明年將覆出軍,纮又諫曰:“自古帝王受命之君,雖有皇靈佐於上,文德播於下,亦賴武功以昭其勳。然而貴於時動,乃後為威耳。今麾下值四百之厄,有扶危之功,宜且隱息師徒,廣開播殖,任賢使能,務崇寬惠,順天命以行誅,可不勞而定也。”於是遂止不行。從這兩段資料中可以看出,為了孫吳政權的穩固,張纮不但在幕後運籌帷幄,而且親臨前線獻計獻策。如此盡心盡力,難怪孫權會對張纮十分尊敬,同傳註引《江表傳》中說:“初,權於群臣多呼其字,惟呼張昭曰張公,纮曰東部,所以重二人也。”
張纮為孫吳政權立下的第四個功勞,是建議孫權建都秣陵。張纮認為秣陵“望氣者雲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,故掘斷連岡,改名秣陵。今處所具存,地有其氣,天之所命,宜為都邑。”後來劉備到訪東吳時,也認為應該把都城定在秣陵,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。孫權後來也實現了張纮的遺願——建都秣陵。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鑒》中也有記載:“初,張纮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”。拋開所謂的“地有其氣,天之所命”不談,一個國家的定都,本來就意義非凡。定都秣陵,符合“天子守國門”的原則,也表明孫吳發展、防禦的重點放在曹魏方向,是國家基本國策的一個表現形式。
張纮在還吳迎家的路上病故,臨終之時,曾經給孫權寫了一封信,在信中,張纮反覆告戒孫權“從善如登,從惡如崩”。信中的言語同諸葛亮的《出師表》有異曲同工之妙:自古有國有家者,鹹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,至於其治,多不馨香。非無忠臣賢佐,暗於治體也,由主不勝其情,弗能用耳。夫人情憚難而趨易,好同而惡異,與治道相反。傳曰‘從善如登,從惡如崩’,言善之難也。人君承奕世之基,據自然之勢,操八柄之威,甘易同之歡,無假取於人;而忠臣挾難進之術,吐逆耳之言,其不合也,不亦宜乎!(雖)則有釁,巧辯緣間,眩於小忠,戀於恩愛,賢愚雜錯,長幼失敘,其所由來,情亂之也。故明君悟之,求賢如饑渴,受諫而不厭,抑情損欲,以義割恩,上無偏謬之授,下無希冀之望。宜加三思,含垢藏疾,以成仁覆之大。
作為為孫吳政權草創、建立、鞏固立下汗馬功勞的兩朝元老,張纮沒有另外一名元老張昭的固執,動輒以顧命大臣自居,而是居功不自傲,“厚自挹損,不敢蒙寵,權不奪其志。每從容侍燕,微言密指,常有以規諷。”時時提醒孫權,語重心長,同時不忘君臣之禮,難怪孫權會“省書流涕”,傷心不已了,足顯一代名士風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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